金沙澳门游戏官网:社会 2019-08-09 15:27 的文章

祖昊:民粹主义与腐败的相生关系透视

  

祖昊:民粹主义与腐败的相生关系透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腐败是催发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反过来也是腐败加剧的重要推手。二者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促相生,和民粹主义搞裙带、反建制以及一元化(即“以民为粹”)的叙事策略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与传统意义上的腐败相比,“民粹式腐败”的危险性在于:民主秩序的动摇给更大更多的腐败打开了大门,导致反腐治理形势越发严峻;“为公共利益而贪腐”的畸形话语破坏了固有的民主价值观,反腐抗争的道德根据和文化基础正在变得苍白无力;现实利益影响了人们对不良政策的看法,唆使其向出价最高的竞标者投降;问责制度的弱化又让窃国者凭借模糊的民意而瞒天过海,甚至助长他们“我偷我作为”的黑帮作风和“多偷一天算一天”的赌徒心态。一旦二者进入长期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腐败”将超越“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一般意义,成为屠戮民主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刽子手。 第三,民粹主义以“现实利益”诱使民众宽容甚至支持腐败。对于一些西方民众来说,即便对腐败深恶痛绝,或清楚地知晓当局的腐败状况,吴昕懒理与徐海乔炒CP绯闻大理帮男好友拍照悠闲!也会在一些特定情况下采取妥协、包庇的态度。其原因在于:竞争性代议选举形成了以恩惠换选票的交易逻辑;选民有时把利益计算凌驾于价值评判之上,把前者视作自己投票的出发点:如果一个腐败的政客能够更好地驾驭环境,给选民提供更多“福祉”,那么他(她)就有被选举上台的机会。根据美国司法部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期间提供的数据,学者Dincer研究证实,如果一个特定社区成员被选为公职人员,即使表现出腐败行为,也有可能安然无恙地逃脱制裁。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将资源有利地分配给社区成员,而后者也会以支持他们留任作为回报[4] 。学者Pani也曾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腐败导致了公共支出的缩水,但如果选民对公共产品需求存在一定“弹性”,就会拉低个人税率,使公民间接地“受益于”腐败[5]。如此,即使是理性且知情的中间选民,也可能投票支持部署相应政策的政党。从本质上讲,对腐败的“默许”、“支持”是后冷战时期不少西方国家、地区谋求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全球超级资本主义失败、大众裙带政治(mass clientism)崛起的产物。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的最坏结果,是让整个国家陷入“腐败民主化”的泥沼。而当今广为流行的“民粹式腐败”,则是腐败民主化的一种极端表现:在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人民”是评判、赋义事物的唯一价值根源。只要能为人民谋福、为公共利益做贡献,任何手段方式都可以随之合理合法化,哪怕是臭名昭著的“腐败”也能变成可容分说的价态问题。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曾大言不惭地表示:“看,每个人都偷,我们也偷。但是我们偷的东西不像其他人那么多,而且我们保证会有更好的结果。”巴西著名短语“rouba mas faz”(他们偷抢,但他们办事)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对此,Jan-Werner Mueller教授深感忧虑:“在许多民粹主义政权中,腐败实际上是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优势。在他们的支持者看来,腐败行为并不意味着伤害、虐待,相反,它是为“真正的人民”做了正确的事情。当民粹主义者实施反民主措施时,他们的支持者将这些举措解读为为人民生存创造机遇的必要手段,因而不会就此烦恼 。”[6] 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通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据不完全统计,腐败每年造成全球损失金额为2.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5%。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兴起,腐败再一次找到施展拳脚的空间。 第二,民粹主义削弱了“垂直问责”的反腐问责机制。粗略地讲,西方国家的反腐问责主要依赖独立于当局的民主监督、法律法规、行政规范和选举。其中,“选举”又被称为“垂直问责(Vertical Accountability)”机制,它允许公民直接有效地奖励或惩罚当局的所作所为,迫使当局认真对待他们的偏好,因而被视作民主制度中最主要、最重要的问责手段之一 [3]。但是,“垂直问责”的作用是有限的:首先,负面评价不会直接导致现任领导班子下台。面对民调数字的变化,当局往往会调整议程和公关言辞而非坐以待毙;其次,身处“拟态环境”中的选民所能接触的信息十分有限且多被刻意塑造,难以形成对当局有效判断。而民粹主义对问责的削弱,一方面是在“占领国家”的过程中压缩民主机构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则是把腐败行为和自身“固有优势”搅在一起,借此混淆视听、麻痹民众。我们知道,不少民粹主义政党(政客)打着“反腐”、“扶危救困”、“复兴国家”的旗号上台,“政绩”成为掩盖他们腐败行为的最佳资本。如巴西左翼民粹主义总统卢拉(Lula),在2003至2011年曾领导着巴西有史以来最腐败的内阁。但他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因而被视作巴西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此外,民粹主义往往具有强人政治的属性,领导者可以依仗自己的威望收买人心、削弱他们的责任感甚至激发支持者的狂热情绪,借此弱化腐败带来的种种困扰。2018年4月,卢拉因腐败指控被判12年监禁。然而,卢拉的支持者却坚持认定此次判决属于政治迫害,甚至发起抗议运动要求放人。与此同时,身在监狱的卢拉在同年8月巴西总统大选中仍保有领先的支持率(直至被禁止参选后才有所下降)。毫无疑问,“垂直问责”要有效运转,就必须彻底切断与政治绩效、国家利益和领导人个人魅力的勾连,但民粹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是:公民社会的反腐认知出现严重分歧,民主选举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送腐败分子上台的跳板。此外,即便对腐败的追查能够进行下去,也容易受到错误民意的阻遏而无端发水或陷入长期拖延。 在不少西方国家,尽管分权制衡、政党轮替、新闻自由和立法、司法、行政的公开透明有助于防止滥权现象,但仍然无法彻底根除腐败。造成腐败的原因十分复杂,包括伦理因素、历史因素(如早期资本主义寡头政治作风的延续)、政治经济因素(如裙带资本主义)和制度因素等等。譬如美国学者Warren就认为,现代西方政治强调行为而非道德,过分关注控制腐败的制度架构和相关公职规范,却忽略了对人性的教化,也未能正视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可能存在的腐败基因,使得现实政治实践缺乏遏制腐败的有效伦理标准[1] 。因此,诸如窃盗统治(kleptocracy)、旋转门、软钱、政治恩惠等一系列越界行为总能避开道义谴责并凭借制度漏洞给自己编织合法外衣。就危害而言,腐败不仅造成权力、财富、机会的不合理分配,为社会不平等埋下伏笔;同时还侵蚀了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代议关系,降低了民众对公共机构和政治精英的信任。一旦民众发现依托于制度的反腐诉求变成对自身公民权的掠夺,广泛存在与社会领域中的“自我救赎”式的民粹心态便会应运而生。 可以说,长期存在的腐败是刺激民粹主义在西方崛起的原因之一。而善于借题发挥、制造矛盾的民粹主义政客,往往也把“腐败”用作批判当局、赚取民意的政治投机资本。其主要做法是:首先,灵活套用“真正的人民反对腐败精英”的二元对立框架,将自身包装成“纯洁人民的代表”、与腐败精英保持距离的“局外人(the outsider)”,从而打消民众的疑虑、获得选民的好感。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特朗普就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也曾在选战中声称自己是“一个被腐败吞噬的政治体系的受害者”。其次,把反腐摆在竞选纲领的显位,猛烈批判现有腐败乱象,坚决表明自己的反腐决心。比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2010年参选时,曾把“打击以匈牙利社会党(曾于2002年至2010年执政)为代表的腐败体系”作为首要目标。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则宣称,要“抽干华盛顿特区的腐败沼泽(Drain the swamp),让政府再次诚实”。诸此“捍卫人民利益,捧起反腐的衣钵”的承诺,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秘鲁前总统藤森和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等人身上都得到过一定程度的体现。 第一,民粹主义反政治、反建制的内核破坏了遏制和惩治腐败的制度条件。众所周知,民粹主义政党(政客)之所以能够登上历史舞台并大行其道,与近年来自由民主和精英政治的黯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民粹主义的治国纲领常常带有一种“占领国家”的冲动。仅拿“反腐”来说,民粹主义选择的方法颇为简单:把腐败分子扫地出门,将权力从腐败阶层中夺走并交给“人民的代理人”控制。这里,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欧尔班认为,匈牙利长期受到腐败困扰,一方面源于(以匈牙利社会党为代表)建制派的贪婪无能,更主要的是因为自由民主的力量(如媒体、公民社会、反腐败机构和司法等)根本不足以和腐败相抗衡。想根除腐败,首先要做的是推翻自由民主制度并彻底夺取权力。为此,欧尔班不遗余力地借助通过控制宪法法院、成立财政监督、修改公共建设竞标规范、操控选区划分来壮大青民盟的势力,以低额税收、项目批准、分配广告的方式优待青民盟的商界、传媒支持者。在欧尔班看来,扩大统治和养肥亲信与腐败没有关联:它是强化政权的必要方式,还可以避免“腐败的建制派”获得民心和政治资本[2] 。然而,这种“为抓耗子烧房子”的做法,一则把腐败问题简单化、象征化、仇恨化;二则用简单的权力更迭替代了原先审议、定位、惩治腐败的民主程序;三是让无节制的扩权、滥权成为可能。非但不能封堵腐败的漏洞,反而把口子越捅越大。更为重要的是,在抛弃制度、寻求激进作为的同时,原本足以遏制越轨行为的制度因子也“连同洗澡水被一起倒掉”。如此,“腐败”自然成为“民粹”的一副典型面孔。 然而现实表明,民粹主义的“反腐”通常只是蛊惑人心的“嘴上功夫”——民粹主义政客不仅无法有效打击腐败,反会破坏现有制度的约束力,使腐败状况继续加剧。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近两年的调查显示,诸多民粹政客当权国度的清廉程度不容乐观。例如,尼加拉瓜2018年的清廉指数(CPI)为25分,自2012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民粹主义)总统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控制了该国大多数民主机构,限制了其独立运作、监督当局的空间。美国2018年为71分,为7年来得分最低。总统特朗普曾公开表示惩治腐败,当选后却自食其言、不以身作则。这包括:不将治下企业交于信托公司管理,拒绝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聘用女婿库什纳打理白宫日常事务等等。在匈牙利,自欧尔班(Victor Orban)第二次当选总理后,其班底逐渐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权力要津,靠公共财产发家致富。在欧尔班的家乡费勒舒特,他的一名亲信督建了一座可容纳4000人的足球场,尽管该镇人口总共只有1600人。在随后的几年中,匈牙利还陆续出现滥用欧盟资金、贿赂法官、收买税务人员等腐败乱象,该国的清廉指数也从2012年的55分下降至2017年的48分。另外一些被民粹主义席卷政坛的国家,如土耳其、委内瑞拉、菲律宾等的清廉指数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第四,民粹主义打乱了抵制腐败的文化叙事方式。首先,民粹主义对“敌人”(即所谓的腐败精英)的越界行为,会不留余地地加以斥责。这种斥责不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利用“人民”偷换概念、颠倒黑白,把“精英”的所作所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结为“腐败”。例如, 2015年,巴西右翼民粹主义发动了针对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及其工人党(Workers Party)政府的大规模“反腐抗议”活动。在此之前,工人党实施了提高最低工资、福利补助,以及精英大学引入允许贫困学生入学的温和政策,却被曲解为对穷人、工人阶级的“贿赂”及对“真正人民”的戕害。工人党试图动用国家力量刺激巴西境况不佳的制造业,也被描绘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腐败形式”。相反,对于自己的腐败,民粹主义者则不遗余力地加以包装。如前文所述,由于民粹主义给自己的腐败打上了“恩惠”、“公共利益”、“政治绩效”的标签,此时的“腐败”已经不是十恶不赦的罪过:而是具有社会资源再分配、消除不平等、减税创收的功能,或笼络人心、激发认同、鼓励团结的潜力。比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反毒品战争,自2016年开展以来就始终存在法外滥权、侵害公民的(腐败)问题并饱受争议。但杜特尔特却利用菲律宾人民对毒品泛滥的愤恨、恐惧、焦虑、绝望,让血腥的禁毒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共鸣。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6—2017年,禁毒就造成了3000—12000人的死亡,但 2017年9月的一项民调显示,88%的菲律宾人仍旧支持当局禁毒,尽管其中73%认为这是法外行为 。此外,一旦民粹式的腐败具备了一定民意基础,对它盲目斥责就会异化为对民主、民权、民生的排斥,等于“站在人民的对立面”。Jan-Werner Mueller教授指出:“抵抗(民粹式)腐败……通常是无效的,这实际上帮了民粹主义者。因为他们可以对支持者说:‘你看,他们在恨我们。 ’”由此可见,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民粹主义总能以“人民的名义”来把握先机。如此,在同民粹主义的话语斗争中,“何为腐败,是否腐败”的道德评判根基开始瓦解,而“坚持清廉守正、反对贪赃枉法”的价值精髓,也不可避免地滑入一个难以逆转的拐点。 迄今为止,一些“打着反腐旗号搞贪腐”的民粹主义(政党、政府或政客)已经因其表里不一的做派而经受打击、遭遇丑闻或骤然下台(如印度的“普通人民党”、法国国民阵线、阿根廷左翼庇隆主义政府等),另一些尽管备受争议、摇摇欲坠,但依旧我行我素、顶风作案(如匈牙利青民盟、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北方联盟等)。问题在于,为什么民粹主义会导致腐败更加严重?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民粹式的腐败为什么得以持存?对此,以下几点是不容忽视的: